要加大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的力度，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靈活適度。金融市場上有一種觀點認為，應該降低存款基準利率，以減輕商業銀行的計息負債成本，從而提高其投放信貸和服務實體經濟的意愿和能力，加大力度支持實體經濟。通常，當經濟遭遇巨大沖擊時，降息是主要的應對舉措之一。而在貸款利率下降的同時，存款利率不同步下降就會削弱銀行的信貸能力，這種一般的分析邏輯沒有錯，但中國的問題還需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來分析和判斷。通過對實際利率、商業銀行存貸款狀況和利率政策方向等方面的綜合分析，我們認為現階段降低存款基準利率需要謹慎。

關注持續負利率的負面效應

近四年來，我國存款基準利率均低于CPI指數，形成了事實上的負利率。從理論上分析，負利率對社會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存款縮水導致商業銀行信貸投放能力受限，因為儲蓄的利率長期低于通脹率，居民在保值增值需求下可能將銀行存款持續轉投其他高收益金融產品，形成“存款搬家”，從而使得銀行的可貸資金下降;二是催生資產價格泡沫，“存款搬家”后，在資產價格走高的吸引下，資金可能大部分進入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持續的負利率導致資金持續的流入兩市，推升資產價格，往往形成泡沫;三是企業資金使用審慎性下降，負利率情況下借款越多，還款越晚，企業所需要付出的真實成本越低，這將推高企業部門的負債水平。上述三方面影響都在中國經濟的實際運行中已經或正在顯現，例如銀行存款增速持續明顯低于貸款增速導致銀行信貸能力減弱，房地產價格上漲壓力持續較大和企業部門杠桿率持續偏高等。

2020年1月我國CPI為5.4%，處于階段性高點，因為翹尾因素和疫情影響，CPI在上半年可能在4%左右高位徘徊，下半年將逐漸回落;但盡管如此，未來的若干年內，實際負利率狀態仍將維持。當下如果降低存款基準利率，使得實際利率為負程度進一步加深，還會使上述三方面問題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存在、市場風險偏好偏低的情況下，降低存款基準利率通常會加強股票和房地產對存款的替代效用，可能使得資金更多地流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而在當前一二線城市房價較高和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資金從存款中出來，但卻難以形成住房市場的有效需求，很有可能轉而“炒股”追求較高的短期收益，使得金融市場波動明顯加大。可見，短期內調降存款基準利率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從長期看，持續推行負利率政策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負面效應是有目共睹的。

存款基準利率下降也可能會制約銀行信貸能力

一般認為，貸款利率下降而存款利率不變將導致銀行利差收窄，削弱銀行信貸投放能力。但在現階段的中國，存款利率下降也可能會制約銀行信貸能力，妨礙于貸款利率下行。

近年來，互聯網金融、資管理財、資本市場快速發展和同業負債下降使得銀行業負債資金來源渠道持續變窄，存款增速處在8%～9%的相對較低水平。而人民幣貸款增速則持續高于存款增速，在12%～13%區間運行，兩者之間差距為4～5個百分點。人民銀行2019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數據顯示，隨著時間的推移，整個行業的人民幣存款與貸款的比例發生了很大變化，由2015年的接近70%上升為目前的接近80%;增量存貸比更是高企，2018年高達120.67%，2019年為109.36%。同時，已有一批商業銀行的存貸比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多家全國性商業銀行超過了90%。當銀行業存貸比為70%以下時，銀行業的信貸投放能力相對比較強，因為其可用資金較為充裕，但當存貸比超過80%后，銀行業資金來源偏緊;加上監管部門規定了同業存款的占比，近年來同業資金增長明顯放緩，銀行業信貸能力必然受到制約。在此背景下，降低存款基準利率可能會進一步減弱銀行吸收存款的能力，使得資金加快流出銀行業，導致存款增速進一步下滑。對此銀行將不得不加大力度攬儲，從而可能大幅上浮存款定價，抬高負債成本。這必然會帶動貸款利率上升，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初衷相悖。

隨著互聯網金融、資管理財和資本市場的持續發展，存款基準利率趨勢性下調的預期形成，銀行存款來源分流的趨勢就會越來越強。這對于沒有信貸增長剛性的經濟體來說，相對還可以接受，沒有存款就少放貸款。但在我國，迄今為止融資體系仍以間接融資方式為主。未來一個時期，經濟增速下行壓力和社融增速偏低，決定了銀行信貸仍需要保持較高的增速，而這又需要存款相應增長的支持。如果存款基準利率走低，股票、債券、保險理財等非存款類金融產品對存款的替代作用就會進一步加強，銀行業信貸增長和存款增長的不對稱格局會加快發展，銀行負債增速持續減緩將難以有效支撐信貸投放。這種狀況顯然不是降低存款基準利率的初衷。

值得關注的是，中小銀行吸儲能力較弱推高其計息負債成本率，成為市場貸款利率下行的重要障礙。當前我國商業銀行整體的計息負債成本率約為2.3%-2.5%，明顯高于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的1.4倍，說明現階段銀行吸收存款能力較弱，負債議價能力不強。而更重要的問題則在結構方面。從存款結構來看，2019年末，住戶活期存款占比存款總額為15.28%，非金融企業活期存款占比為12.57%，兩者合并占比為27.85%，這一部分活期存款對應的是活期利率0.35%，降低存款基準利率對這一部分存款基本沒有影響。但這類存款如果真的全部以0.35%計息的話，則可以發揮壓低銀行業負債成本的重要作用。然而事實上，不少銀行為了吸收和留住存款，采用活期存款定期化結息辦法，或者大幅上浮這部分存款利率以有效爭奪存款資源。這一做法抬升了商業銀行計息負債成本，使得原來價格最便宜的活期存款也要付出大幅超出定期基準利率的成本。此外同業存款和結構性存款的利率都不同程度的高于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只有四大國有銀行和招商銀行的計息負債成本率在2%以下，絕大部分中小銀行的計息負債成本率都在2.4%以上，有不少中小銀行甚至接近3%。而大型商業銀行在銀行業中所占份額為40.3%，意味著中小銀行己成為銀行業主體。由此可以推斷，銀行業整體的計息負債成本率很大程度上受中小銀行影響。而中小銀行吸收存款能力較弱，存款供求關系偏緊使得存款基準利率難以抑制銀行業吸儲成本上升的壓力。此時無差別化地降低存款基準利率，可能難以實現驅動銀行業負債成本同步下降的目的，反過來卻有可能導致中小銀行吸儲能力更趨弱化，進一步抬高其負債成本，從而上推貸款利率或妨礙貸款利率下行。這顯然無益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下降。

銀行讓利實體經濟才剛剛起步

應該指出，銀行業目前較高的盈利水平和撥備水平使其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讓利于實體經濟。近年來，銀行業凈息差呈上升態勢。銀保監會數據顯示，當前銀行業凈息差已經由2017年一季度的2.03上升為2019年四季度的2.20。伴隨著凈息差的走擴，銀行業的盈利水平繼續大幅增長。2019年，銀行業實現凈利潤19932億元，同比增長8.91%。而近年來工業企業利潤則呈現下降趨勢。

在盈利大幅增長的同時，銀行業計提了高額貸款撥備。2019年末銀行業整體撥備覆蓋率為186.08%，高出銀保監會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120%-150%的上線36個百分點，約合8707.6億元。可見，銀行業不僅盈利水平高而且撥備也十分充足，不良率又處在合理水平且較穩定。因此銀行業在疫情沖擊下向實體經濟讓利不僅應該，而且也是可以承受的。

貨幣政策應綜合考量和精準施策

為了更好地應對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的嚴峻挑戰，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需要加大，而貨幣政策則應更加注重靈活適度，有必要采用“寬貨幣+重結構+降價格”的組合方式。下一階段，在流動性繼續保持合理充裕的前提下，貨幣政策的重心應該根據市場變化放在結構和價格兩個方面。即繼續以多種政策工具支持受沖擊大的領域和薄弱環節，通過降低政策工具利率推動信貸利率下行，使得貨幣政策更有針對性，更加適度和更為有效。具體有如下建議。

一是調低存款基準利率需謹慎。從應對疫情、提振市場信心角度來看，降低存款基準利率應該可以成為重要的政策選項之一。但如前文分析，無差別化地調低存款基準利率可能加重中小銀行吸存能力弱和存貸款增速差走擴等問題，可能減弱行業信貸能力和推動市場信貸利率上升，并不利于實體經濟;在CPI處在高位情況下，降低存款基準利率可能會加大負利率狀況。因此調低存款基準利率短期看不合時宜，長期則需要謹慎。

二是調降存款準備金率。現階段降低融資成本較為有效的方法是全面或結構性調低存款準備金率。這既可以增加銀行可用資金，增強信貸能力;又有助于銀行穩定息差，降低信貸定價;尤其是有助于針對性地改善中小銀行的狀況，對銀行業和實體經濟來說是都有好處。

三是多舉措提高貨幣政策工具使用效果。進一步靈活運用好逆回購、MLF、再貸款和再貼現等貨幣投放工具，使貨幣市場利率處在較低水平，降低銀行的負債成本，以增強銀行信貸能力，降低信貸定價水平;通過有力度地定向支持中小銀行，進一步加強支持消費行業和制造業中的小微企業。

四是監管政策提高容忍度，指導商業銀行制定合理的增長目標。建議通過監管政策的相應調整，對中小銀行的資本金和不良率等方面指標增加容忍度，同時指導和推動銀行適度下調盈利預期，給予實體經濟實質性讓利。可由監管部門牽頭，組織研究銀行業可以承受的利潤讓利幅度和方式，以切實地推動銀行更多承擔社會責任，支持實體經濟。

五是堅持利率市場化改革。利率市場化改革可以穩步推進，但不能停止。近年來我國的貸款利率市場化積極推進，基準利率的政策效用正在逐漸淡化。必須看到，存款基準利率體系對于銀行業、金融業乃至整個實體經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存款利率市場化需要審慎推進。未來應該更加重視市場化的供求關系對存款利率的影響，以市場化為導向逐步改革存款基準利率，讓商業銀行的負債成本逐漸由貨幣市場和貨幣政策工具決定。(作者連平系中國銀行業協會行業發展研究委員會主任、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鄧志超系上海社科院世經所助理研究員。)

標簽： 降低存款基準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