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3月通脹讀數偏低與金融數據高增形成背離？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大收大放”對我國貨幣政策有何影響？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如何“有進有退”？在信貸快速增長的過程中，我國宏觀杠桿率是否能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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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召開新聞發布會就2023年一季度金融統計數據有關情況答記者問，并詳細回應了上述熱點問題。

金融靠前發力、資管資金回流表內助推M2上升

3月份，M2-M1剪刀差繼續擴大引起市場的廣泛關注。

數據顯示，3月末，M2余額是281.46萬億元，同比增長12.7%，比上月末低了0.2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高3個百分點，M2增速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M1的余額是67.81萬億元，同比增長5.1%，比上月低0.7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高了0.4個百分點。

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新聞發言人阮健弘解釋，M2的增速比較高，主要是金融體系靠前發力，加強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派生的貨幣相應增加。一季度是金融機構信貸投放的高峰，過去兩年，一季度新增的貸款大約占全年新增貸款的40%。今年一季度，金融機構貸款投放也比較多，各項貸款新增10.6萬億元，同比多增2.27萬億元。同時，金融機構的債券投資增加也比較多，一季度，金融機構債券投資增加2.42萬億元，同比多4986億元。其中，政府債券投資增加了1.79萬億元，占全部債券投資增加額的74%，這與金融機構支持政府債券靠前發行有關。

此外，資管資金回流表內也是M2上升的重要原因。

阮健弘指出，去年下半年以來，金融市場有所波動，實體部門的風險偏好有所下降，理財等資管產品的資金轉回表內，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張，推升了M2的增速。

3月末，資管產品直接匯總的資產合計94.7萬億元，較年初減少了1.6萬億元，同比增速為-4.2%，較上年同期低8.1個百分點。

“如果把表內和表外合并，綜合來看社會的廣義流動性，3月末，流動性總量同比增長是10%，較上年同期高1.3個百分點，比M2的增速低2.7個百分點，整體看廣義流動性增長還是比較平穩的。”阮健弘說。

對于M1的增速相對較低，阮健弘指出，一方面，宏觀經濟尚處于恢復階段，另一方面，金融機構提供了更加豐富的存款產品，部分企業加強存款資金的管理，持有的活期存款相應減少。

一季度人民銀行企業家問卷調查顯示，企業家宏觀經濟熱度指數是33.8%，較上季上升了10.3個百分點，但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9個百分點。

經濟運行持續好轉與通縮有明顯區別

3月通脹讀數偏低與金融數據高增形成背離，由此也引發了對通縮的討論。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鄒瀾表示，對“通縮”提法要合理看待，通縮一般具有物價水平持續負增長、貨幣供應量持續下降的特征，且常伴隨經濟衰退。當前我國物價仍在溫和上漲，M2和社融增長相對較快，經濟運行持續好轉，與通縮有明顯區別。

鄒瀾指出，經濟基本面和高基數等因素使得近期物價有所回落。一方面，供給能力較強。在穩經濟一攬子政策有力支持下，國內生產持續加快恢復，物流暢通保障到位，特別是“菜籃子”、“米袋子”供給充足。另一方面，需求恢復較慢。疫情傷痕效應尚未消退，消費意愿尤其是大宗消費需求回升需要時間。

一季度城鎮儲戶問卷調查中傾向于更多消費的居民占23.2%，仍然低于疫情前27%左右的水平。

此外，基數效應也有影響。鄒瀾進一步指出，去年3月國際油價暴漲和國內鮮菜價格反季節上漲，也帶來高基數擾動。貨幣信貸較快增長與物價回落并存，本質上受時滯影響。穩健貨幣政策注重從供給側發力，去年以來支持穩增長力度持續加大，供給端見效較快。但實體經濟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環節的效應傳導有一個過程，疫情反復擾動也使企業和居民信心偏弱，需求端存有時滯。總體看，金融數據領先于經濟數據，實際上反映出供需恢復不匹配的現狀。

鄒瀾認為，隨著金融支持效果進一步顯現，消費需求有望進一步回暖，下半年物價漲幅可能逐步回歸至往年均值水平，全年CPI呈“U”型走勢。中長期看，我國經濟總供求基本平衡，貨幣條件合理適度，居民預期穩定，不存在長期通縮或通脹的基礎。下階段，穩健的貨幣政策將精準有力，兼顧把握好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的平衡，堅持穩健取向，保持總量適度、節奏平穩，創造良好貨幣環境，更好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服務實體經濟，促進增強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發揮好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引導作用，將更多金融資源向民營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傾斜。繼續支持糧食、能源等民生物資保供穩價，關注勞動力市場供求、海外高通脹傳導等因素的可能影響，保持物價基本穩定。

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退出是平穩有序的

近年來主要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出現了“大進大出”和“大收大放”的情況，但我國貨幣政策一直是以我為主、精準有力并保持穩健。

鄒瀾表示，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始終堅持穩健的調控理念。近幾年，國內外面臨的超預期沖擊較多，貨幣政策一直堅持穩健的取向，量價一直都是適度和比較平穩的，應對了來自內外部的多重沖擊，實現了較好的調控效果。

二是以我為主，把國內目標放在首位。我國是超大型經濟體，必須主要根據國內宏觀經濟和物價形勢進行調節，自主把握貨幣政策。去年以來，全球主要央行持續大幅加息，考慮到當時我國經濟總需求疲弱，我們沒有簡單跟隨加息，而且還先后兩次引導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累計下行了20個基點，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別下行了15個基點和35個基點。

三是堅持匯率由市場決定，為以我為主創造條件。匯率機制缺乏靈活性是約束貨幣政策自主性、在宏觀上導致經濟金融脆弱性的重要原因。我們堅持人民幣匯率由市場供求決定，有彈性的匯率形成機制為提升貨幣政策自主性創造了條件，有助于及時釋放外部壓力，增大了國內貨幣政策以我為主開展調控的空間。

四是創新和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精準有力支持重點領域、薄弱環節。我們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要，結構性貨幣政策“聚焦重點、合理適度、有進有退”，內嵌市場化的激勵機制，充分調動金融機構的積極性，精準有力加強對普惠小微、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等重點領域的金融服務。

除了總量政策外，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也使用較多。截至3月末，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一共是17項，余額大約6.8萬億元。

鄒瀾表示，央行在決定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設立、延續和退出的時候主要考慮兩個方面的情況。一是經濟運行中突出的結構矛盾，比如小微企業往往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二是商業銀行快速提升這些特定領域金融服務的意愿和能力。

“因此多數的結構性工具是階段性工具，設立時都有明確的實施期限。在實施期結束時，如果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或者商業銀行服務意愿和能力已經有效提升，結構性工具完成了政策目標，就會按期及時退出。”鄒瀾稱。

鄒瀾強調，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退出是平穩有序的。工具退出指的是中央銀行不再新發放資金，但已經發放的存量資金可以繼續使用，最長使用期限可以達到3到5年，也就是說工具的機制設計本身就是緩退坡的。下一步，人民銀行將精準有力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再貸款、再貼現等長期性工具的穩定性，同時實施好多項仍在實施期的階段性工具，為普惠金融、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提供持續的支持。

季節性原因導致宏觀杠桿率回升

宏觀杠桿率是總債務跟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隨著經濟增長波動的加大，宏觀杠桿率也相應出現了快升和快降的現象。

比如，2020年上半年疫情沖擊導致我國的GDP出現負增長，受此影響，宏觀杠桿率也出現階段性快速上升；再比如，2021年我國經濟恢復較快，上半年GDP增速達13%，宏觀杠桿率也相應回落；2022年，我國宏觀杠桿率是281.6%，比上年高了9.6個百分點。

“初步測算，今年一季度宏觀杠桿率是289.6%，比上年末高8個百分點。”阮健弘介紹，當前宏觀杠桿率的回升，有一定的季節性原因。

“從歷史數據來看，宏觀杠桿率的變化有非常明顯的季節性特征，往往在一季度比上一年回升較多，增速是全年各季的首位，這一季節特征與信貸投放和經濟增長的季節特征是密切相關的。”阮健弘說。

近年來，在非金融部門的新增債務中，新增貸款占比基本上都保持在70%以上，因此貸款的投放節奏對宏觀杠桿率的變化影響是比較明顯的。

阮健弘進一步指出，一季度是信貸投放的高峰，2021—2022年一季度的新增貸款占全年貸款的比重是40%左右，同期受春節因素影響，一季度GDP的規模往往居全年各季度的低位。“也就是說，信貸投放的季度高位和GDP增長的季度低位這兩個季節性的特征相互疊加，導致一季度的宏觀杠桿率會出現上升比較多的情況。另外，今年一季度，經濟仍處于恢復的過程當中，金融體系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政府債券發行前置等因素也強化了宏觀杠桿率的季節特征。應當看到，目前我國經濟恢復發展勢頭良好，這將有助于全年宏觀杠桿率保持基本穩定。”

阮健弘認為，宏觀杠桿率的上升，既客觀的反映了外部沖擊對經濟增長的擾動，也體現了逆周期政策助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為穩住宏觀經濟大盤，逆周期調控政策加大實施力度，這些政策對債務的增長影響會體現在當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會相對滯后一些，這就導致了經濟增長與債務增長出現了短期不匹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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